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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中国农村治理三农公共政策在城乡间摇摆中国农业发展葫芦麻竹

发布时间:2020-10-19 07:27:37 阅读: 来源:渔坠厂家

自2005年10月党中央在《十一五规划》中提出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”以来,已将近五年光阴。

这场肇始于学界讨论、扩及公众与政界,并最终以政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名义发起的中国式“新村”运动,被称为新中国最具社会主义性质和公共政策取向的国家规划。

然而,有心者亦发现,2008年以后,新农村建设起步时期的口号式跃进渐渐隐淡,尤其经历金融危机之后,扩内需、保增长的重任在肩,公共政策取向似乎逐渐让位于宏观发展政策取向。

2009年底,中央重提“推进城镇化”战略,并将其置于可持续拉动内需方式之首。尽管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,中央提出同步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“双轮驱动”新政,但“城镇化”已迅速占据央地政界话语,而“新农村”则似乎逐渐式微。旗幡之变不禁让人生疑:轰轰烈烈的中国式“新村”运动将走向何方?

毛桥村:一个江南村庄的变迁

鉴于毛桥村的巨大变化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纳入全球农村社区学习实验单位。

村民邓英(化名)的家白墙黛瓦,植物繁茂,屋内是统一格调的地板砖和橱柜,无论是房间装饰还是窗外的小桥流水,很难将这里和“农宅”联系起来。

邓英家所在的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毛桥村,地处上海郊区,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自然村落。2005年,这里成为全国35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之一,邓英所在农宅被列进首批105户改造试点的名单中。

“2环嗪酮005年,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开始搞‘新农村’,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、绿化,都是最开始那两年做的。”邓英对记者说。

邓英提及的工作组是指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,自2005年始,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般挂牌成立专门主抓新农村建设的常设办公机构,并由各级政府主要官员亲自挂帅。

毛桥村村委主任许家槔告诉记者,2005年嘉定区政府、华亭镇政府和毛桥村三级行政机构一共拿出2000万元,为当地新农村建设出资,建设项目包括农宅综合改造、村庄绿化改造,以及水、电、河、路等公共设施修建。

在具体资金和项目分工上,区政府负责农宅改造规划方案制定及农村基建项目的实施;华亭镇政府承担绿化改造项目筹资;毛桥村委会负责项目准备和施工中的全面协调;而农户则适当负担室内橱柜、卫生间改造费用。

“每家农户只需要出500块钱的卫生建设费用,其他的都是各级政府负责筹资。”许家槔表示。

经过“八改”、“八化”等项目的实施,这座自然村落已经改葺一新。四通八达的水系流过每户人家门前,白墙褐道、老树青藤,一幅典型江南水乡图。

“村子变化确实挺大的,村容环境和卫生条件都比原来好很多。”邓英说。

在新农村建设的“20字方针”中,“村容整洁”仅是其中一个部分,但这是最摸得着看得清的部分。记者从东、中、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了解到,村容村貌的硬件改造几乎均成为各地新农村建设的切入口。

与此同时,毛桥村亦在土地流转等体制建设方面进行探索。

“村里的设想是通过充分利用新农村政策,集约使用土地来获得更大的产出效益,同时也能给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,对提高村民收入有好处。”许家槔说,毕竟促进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启动时的初衷。

仅2009年,毛桥村各队即实现1172亩土地的流转,流转出来的土地进行集并整理,建设蔬菜和水果基地,并新建工业厂房吸引产业投资。

这一年,村里土地流转的补偿款共支出121万元,而靠出租土地和厂房的集体收入则达到285万元。

许家槔告诉记者,土地流转创造的一部分集体收入,村里再用来做公共福利,比如,对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给予140元的医疗补贴,并为考上大学的学生发放500到800元的奖学金等等。

“我们这里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2万元,这个水平即使在上海这边的郊区都算是很高的。”许家槔说。

鉴于毛桥村的巨大变化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纳入全球农村社区学习实验单位。

同时,毛桥村第二期村庄改造工程已经启动,根据新的规划,毛桥村将在完善现有基建改造的基础上,进一步实现村级产业转型,并新建一个郊区旅游示范项目。

新农村建设:对过度城市化的纠偏

“十五”期间,由于全国各地盲目扩张城市,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人口的城镇化,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现、农村更为凋敝。2005年以后,中央将“新农村建设”摆在了更为重要的政策地位。

毛桥村这5年,被地方官员视作农村变革的成功范本。这样感官可触的村庄之变,源于5年前发动的史无前例的全国性乡村改造运动,使其在短期聚集起巨大的资金、人力和基层组织资源,投入村庄再造。

2005年10月,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《十一五规划》中提出,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”。其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,均围绕“新农村建设”制定目标和任务。

其实,“新农村运动”从一开始,就与城镇化有着挥之不去的脉络关联。

“以往历年,强调城市化、城镇化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主流思路。但2005年以后,中央将‘新农村建设’摆在了更为重要的政策地位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谢扬对记者说,至少在表述上是这样定位。

谢扬告诉记者,“十五”期间,由于全国各地盲目扩张城市,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超过了人口的城镇化,这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现、农村更为凋敝。

城镇化过程的不均衡,已经开始影响并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,这引发高层对“十五”期间城镇化政策的反思。

“中央在那个阶段开始反思,在人口城镇化滞后的问题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之时,应该将工作重点向农村倾斜,提供更多的公共品,使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安居乐业。”谢扬说。

此外,“新农村”政策出台的另一原因,是彼时中国正处于迫切需要“扩内需”、转变经济结构的关口。

在理论界,“新农村”概念的最早提出者,是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。林参考韩国、日本等东亚国家的“新村运动”,提出将经济投入重点转移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村领域中来,以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。

作为政协常委,林毅夫的观点通过“两会”提案后,在学界和政界中迅速发酵,相继被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《十一五规划》所吸纳。而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提出,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。

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毅对记者说,在“新农村”理念提出之后,国内社会学、政治辰的意思学者基于“三农”问题日益严重及“后农业税时代”农村发展新局面的情况,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角度提出了“新乡村建设”主张。

“税费改革的目标完成后,乡村基层治理出现了新的问题。”吴毅说,过去乡镇和村级机构大多依赖“三提五统”和上级政府的税费返还,农业税废除后则面临无米下炊的境地,因而需要中央实施系统的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方案。

“与此同时,多年以来的‘三农’历史欠账,亦需要通过‘工业反哺农业’的方式实施乡村重建。”吴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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