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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创业板出路四剑直指高市盈率发行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4:46:22 阅读: 来源:渔坠厂家

创业板

到底多高的市盈率为宜?

高价发行、高超募资金、高管创富,创业板目前面临的一切争议,几乎都与创业板的高发行市盈率相关。

从2009年10月30日,首批28家公司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以来,创业板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虽然经历过波动,但总体依然呈现节节走高的态势。特别是到了2010年12月份,12只创业板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创下92.06倍的历史纪录。进入2011年之后,1月7日上市的5只新股,平均发行市盈率更是达到93.07倍,再创新高。与发行市盈率节节攀高相对的,是近期创业板新股上市之后在二级市场频频遭遇破发。

创业板发行市盈率节节攀高,虚火上升,风险积聚是否已到极致?

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要从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说起。那么,在各路专家眼里,多少倍的发行市盈率才是合理的呢?

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、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“没有一个人为的合理市盈率”,因为行业不同。

对此,他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:股票定价和很多因素有关系,首先是跟它的行业成长性有关系;其次与公司本身的管理水平,以及它的战略方向有关系;第三,和股票市场当时的状况有关系。

“基于这三种看法,我认为它的确没有人为的标准,比如20倍一定是合理市盈率。”吴晓求说。

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观点鲜明地亮出了“30倍以下的发行市盈率才是合理的”的观点。

对“多少倍的市盈率是合适的”这一问题,他以香港和美国那斯达克的市盈率作参照系:纳斯达克过去14年的平均市盈率在16倍左右,区间在12到20倍之间;香港的平均市盈率在12倍左右。中国的创业板和他们不同,因为我们是有门槛的创业板。

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称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,在40倍到60倍相对比较合理一些”。

与此同时,华生对“就个别公司来说没有固定的标准,因为行业和企业都不一样”表示赞同。不过,他同时指出,作为创业板整体来说,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,在目前市场环境下,40倍到60倍的市盈率相对比较健康。

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、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林义相认为应该“视公司和市场的情况10到50倍”,因为创业板公司应该差别很大。

对于“差别很大”,林义相特意进行了解释:创业板的公司,都是比较小的,有一些走到最后可能会倒闭破产,也有一些可能会做得很大。这样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差距就会非常大,因此不能给一个标准的市盈率。

而论剑现场观众的投票结果显示,认为在20倍以下的观众占到20.6%,在20倍到40倍占到37.4%,在40倍到60倍占到24.3%,认为60倍以上也合适的居然也有17.8%。

发行制度缺点在哪里?

在各自亮明观点之后,几位专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
刘纪鹏表示“要向华生和吴晓求各刺一剑”。

他说,现在有两种思想有必要在理论上给予澄清,一个就是高市盈率发行可以把募集到的钱留给上市公司,如果以低市盈率发行,把钱留给二级市场的股民,是留给了炒家。不赞成这种思想。另一个就是必须要严格审批,严格把好上市关,要出精品,要对得起用高价买股票的股民。所以,就不可能比较大规模的发行,不能实现发行规模市场化;光实现了个股的询价制,没有把发行规模市场化,这是对市场化发行价格的一种误解。

而对于刘纪鹏所说的“与华生在去年1月份争论过一次,我当时批评前3个月发行的一些现象,华生认为当时的发行制度很好,到今天两人出现这样的差距”的说法,华生急忙澄清说,“刘纪鹏说的‘现在的发行制度很好’不是我本人的观点。”

他同时进行了解释: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总的是正确的。不是说把发行价定低了,就对二级市场投资者有好处。实际上那样对他们更不好——发行定价低了,比如20倍的市盈率,上市首日基本上翻个三番,创业板股票翻五六番正常,钱是到了中签者手中,二级市场还是用高价接盘。在这个市场结构下,市场给的是这么高的估值。现在募集的钱好赖是进了上市公司,你买的股票很“实”;如果大部分钱被中签者拿走,上市公司也没有钱,二级市场投资者付出高价,风险更大。

“三高”现象背后的潜规则

“刺”完华生,刘纪鹏将“剑”刺向了吴晓求。他问吴晓求:如果连续163个企业以平均70倍以上的市盈率发行,你觉得正常吗?

对此,吴晓求称,中国的“三高”现象和制度有关系,制度主要是三个层面,第一,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、高效的退市机制。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高效的退市机制,“三高”现象会逐步地下来。第二,跟询价股东有关系。这些股东动员资源的力量非常大,他们通过广泛的资源,来把价格抬高;第三,和供给制度有关系。创业板市场供给量非常小,这种条件下,的确是供求关系来决定价格,所以价格起来了。

林义相批驳华生“考虑现在的制度安排和创业板企业的状况,给的市盈率高一些,40倍到60倍正常”的观点,认为这“在逻辑里面有一个矛盾”。

对此,华生表示“现在90多倍、70多倍确实太高”。他称,中国现在客观的经济和市场状况下,如果采取自己建议的制度以后,可以降到40倍到60倍,这就意味着现在创业板上的投资者,必须要承受股价下降一半这样的现实。“所以我认为,他们说的30倍以下,10倍、20倍,意味着在那种措施出来之后,市场要有比较大的浩劫,这不太符合目前的市场实际。”

财经评论员叶檀称,“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分开”,就是个别企业的高发行市盈率跟整体市场的高发行市盈率、“三高”是不是一回事?如果普遍的高,一定存在大问题。

《中国证券报》首席经济分析师卫保川称“非常赞同吴晓求的一些看法”。他表示,现在的报价乃至报价的信息反馈机制,都形成一个利益链条,这个利益链条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一个小的东西。

“三高”解决之道

既然高市盈率发行是创业板市场的主要症结所在,那么,采取哪些措施、从哪些制度方面加以完善,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呢?

业界有两种观点颇具一定的代表性:一是尽快推出退市制度,以此对一级市场投资者产生警示作用,从而抑制新股申购环节的非理性;二是适当放宽发行上市审核标准,增加创业板公司数量,即通过增加供给,引导发行市盈率有效回落。同时,还有建议称,尽快完善再融资机制;控制机构在新股发行超募资金部分的提成比例;实施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业绩负责制;引入做市商制度等。

第一剑:

退市制度浮出水面

那么,哪个建议最能切中要害?对此,四位专家就此“论剑”。

刘纪鹏认为要改变发行制度,明确责任主体;吴晓求提出要“建立高效高速的退市制度”;华生的观点是:第一,禁止转送股本,第二,禁止改变主营、重组卖壳退市,第三,出台快捷的通道申诉;林义相称“改革要配套,不能只改定价,要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相结合”。

刘纪鹏详细阐释了他的策略。他说,创业板“三高”超募,起源点在发行上。应根据中国国情和创业板的特点,借鉴国际经验,创业板应该从实质上的核准制向形式上的核准制过渡,把责任主体真正明确保荐人和券商头上,如果出了问题停止他的市场准入资格。

同时,他提出一定要放开发行规模。他认为,中国太多的企业等着上市,但是上不去,规模没有市场化的询价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。

“创业板市场一般来说是高成长、高风险的市场,但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快速的退市机制,它首先就不是一个高风险市场。这样的话,创业板会成为一个没有成长的市场,和创业板市场的本质是完全背离的,”吴晓求表示。

为了体现这个市场是一个高成长、高风险的市场,他认为建立高效的退市机制是最重要的。如此,就可以把高成长的企业选择出来,同时也可以建立起真正的风险机制。

至于退市标准如何确定,吴晓求表示,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“我们不希望创业板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”。

比如不希望创业板企业是一个做假的企业,谁做假就退市;不希望创业板企业是连续亏损的企业,连续亏损是要退市;不希望创业板的企业是一个资产管理公司、投资管理公司,拿了钱不是放在主业,而是放在投资委托,这样的企业也要退市;创业板的公司不应该是一个违规违法、信用很差的公司,如果一旦有操纵市场的行为,就要退市。“总之,是建立一个完全有别于主板市场的退市机制、标准。”吴晓求说。

第二剑:

降低上市门槛

“从发行到定价,再到二级市场,再到退市这是一个整体过程。”林义相表示,改革是个整体,做一件事情要考虑配套、要连贯,就像一个水管子一样,从头到尾都是外面绷带捆得很紧,进很难、出也难,只把定价放开,一下子出现问题。

他同时对“因担心资本市场上有企业破产、倒闭、退市,就把门槛提高、要求很严”的逻辑提出质疑。

“这个担心是不成立的,”林义相说,第一,早晚会有企业倒闭、退市,这个责任不是监管部门,是一个自然现象,在认识上要想清楚,一定把发行门槛放低,“实际上我们看到,现在创业板的企业,它真正的标准比法定的标准高很多。”

至于“创业板企业在资本市场圈钱严重,把发行规模放开,是不是市场资金不够”的说法,林义相表示需要辩证来看:如果一旦市场预期到了,符合监管规定的企业都能够上市,那么,很多企业都去上市,还会有投资者会愿意出90倍,甚至更高市盈率买它发行的股票吗?不会了。

对这一观点,吴晓求表示“不赞同”。

“如果治理创业板的问题,特别是所谓‘三高’,我想发行制度绝对不是最重要的,如果市场没有风险压力的机制,发行制度怎么改都没有用,你无非把它改到20倍市盈率,无非是上市后价格翻三倍,没有任何的变化。”吴晓求说。

他认为,发行制度的改革的确没有太多的空间,而且市场化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,里面有瑕疵,瑕疵在于股东结构上,而发行制度本身很难说有瑕疵。“股东结构出了问题,股东结构操作着发行定价,这是核心,也是寻租股东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再加上没有高效、快速的退市机制,当然会出现这种现象。”

第三剑:

公司5年内不得送转股本

“扩大供应量的办法,我不赞成,”华生说,可以想像,如果按照现在的上市标准,一万家企业要求上市,而我们的资本市场20年才上了一千多家,如果马上让创业板上几千家,这个市场就会一片混乱,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。

“我认为他们的办法,有点像我们过去听到的老故事,驼背拿两个门板一夹,肯定治好。”华生说。

华生表示,可以用扩大发行量的办法,但效果也是有限的。

“现在的发行‘三高’只是集中在微型的小企业上,农业银行(601288)没有‘三高’。目前能够迅速出台而且是击中要害,迅速解决创业板的‘三高’现象的措施,才是有效的措施。”华生说。

对此,他提出了三条建议:

第一条,禁止创业板 “三高”企业在5年内送转股本。创业板之所以炒作,无非就是他们募集来这么多的资金,可以10送10,可以反复地这么做。如果把这一条抽掉,就是釜底抽薪。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询价的问题,还有市场估值定价太高。给它釜底抽薪以后,大家觉得这些企业5年内没东西可炒,市场定价就会大幅度地下移。

“我觉得这一条做起来很容易,而且现在正好刚过年,马上开始送转股,如果出台,我相信市盈率至少下来20%到30%。”华生表示。

第二条,宣布创业板市场禁止改变主营,禁止卖壳重组。他同时表示同意吴晓求提出的关于退市的意见。他一贯主张有一个快速的退市机制,那是最后的威慑手段,可以立即做的就是明天宣布创业板市场一律不得改变主营,不得卖壳重组,这样又得下来10%。

第三条,是针对询价的。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,很难说询价机构把价搞高了。因为二级市场定价比它询出来的还要高,询价机构承担的主要责任就是真实性,就是上市公司对它披露的信息保证真实性,不能过度包装。我们现在看到过度包装、美化上市公司的情况非常普遍。“因此我觉得,第三条的建议就是,证监会应该立即出台一个快速的申诉通道,凡是有虚假包装,有过度美化,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申诉,申诉以后,快速通道裁决,以后的损失由他们承担。”

“如果有三条措施,降低40倍到60倍就有基础,其他的慢慢研究。”华生表示。

而对于遭到华生反对的“扩大供应量”的观点,刘纪鹏表示,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庞大,资本市场是中国崛起的主战场,这一点一定要尽快培育起来。现在着眼点是在中小企业融资难,在讨论创业板当中,应该把规模搞上去,这也不会带来过大的市场压力。

他同时表示,现在关键核准制度,这个瓶颈涉及到发行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内容。现在“审”和“监”是合一的,这在制度上是不合理的现象。

林义相称,实际上我们说抑制高市盈率不是简单的打压高市盈率,而是造成一种制度和机制,使得企业的价值能够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市盈率水平。

与此同时,他表示并不赞同华生所提的几条措施。

是否允许送转股本,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公司的价值和市场对它的评估,只不过是一个纯操作性的技术问题,但是市场上会有些作用,从中长期来看作用有限。

第四剑:

禁止改变主营有争议

至于“禁止改变主营”这一点,林义相称自己接触到大部分的创业板、中小板企业的老板,他们都干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,在这个过程中换了好多主营,只不过可能在最近三年、五年找到了现在的主营,活下来了、做大了。“创业板企业也会根据情况变化有所改变,不能断了他在有必要时改变主营以求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路。”

现场,华生进一步进行了阐述。“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允许降低门槛,让企业大规模上市,通过这个办法来压低创业板的价格,这个是完全不可行的,这样做会出大问题。”

华生称,一方面是这个市场上鱼龙混杂,什么都有,到时候投资者会责问监管层是如何监管市场的,为什么在一年两年时间里一下子有几千家创业板企业,那时候大家更加义愤填膺,“这个主张好象有道理,实际上并不可行。”

对于刘纪鹏提出的“如果每家募集两亿,也不会消耗市场很多钱”的说法,华生称这“只是他的想象”,因为究竟募集多少是由市场决定的;而且即使当时IPO募集资金不多,但二级市场定价很高,那么减持出来的市值还是一个惊人的市值。

叶檀认为,如果说中介机构的责任是明确的,给它的惩戒如果足够严厉,它是不敢这么做的。

《经济日报》产经新闻部主任崔书文表示,目前创业板的治理确实需要配套治理,从发行制度、退市制度等几个方面确实是都需要去完善。他提出,有些事情应该是发现问题,要及时地办,这很重要。

《证券日报》常务副总编董少鹏表示,“以募集资金总量控制发行规模,不等于行政性控制定价,而是维护社会资金的使用的公正公平公开,不能让上市公司拿超募的资金去炒股、理财。”

“市场化方向不能改变,这点坚定不移,但是要搞真正的市场化,要让能够具备条件的企业都有公平上市的机会,就要改变发审环节,不能不改这个环节,同时把责任主体放到中介机构,再到交易所。”刘纪鹏说,现在大家都在主张退市,退市出的问题,谁来负责任?如果落实保荐人头上,它就会慎重,反而对投资者负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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