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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学良应让民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6:51:27 阅读: 来源:渔坠厂家

丁学良:应让民众主动参与社会管理

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三十余载,改革进程近年来频频呛水,前进或止步有争论,如何前进亦有争论。时代周报记者为此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丁学良教授。  丁学良认为,若要尽可能地凝聚共识,需要回到对基本问题的探讨;争论不应停留在抽象概念上,而应聚焦于现实条件允许或成熟的领域,作切片式的分析;进步可以缓慢,但方向必须明确。  在他看来,“中国过去是有很多进步,问题是花的代价太大、时间太长,这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,其中基本的一点原因是,中国的民众不是社会管理过程的主动参与者”。  “国进民退”是倒退  时代周报:你在总结“中国模式”时,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段时间称为中国模式的“史前时代”,留下的遗产可归结为“多元的开放性”,是一种“大梦初醒,弃旧图新”的时代精神。你曾说,越从长距离回顾那段历程,越感觉“开放”比“改革”更关键。那我们现在是否还能找回“史前时代”的思潮、共识和凝聚力?  丁学良:如果想要把现在中国社会大部分人尽可能地凝聚在一些基本目标上,就得要解决一个很基本问题:究竟我们要推出什么样的经济、社会和行政制度?讲制度时宜粗不宜细,讲太细一开始都是纸上谈兵。“史前时代”时也有很多争论,但比现在共识程度要高得多。  当时的经济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,由政府垄断最重要的资源,消除民营经济私营经济,消除中国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关系,这是死路一条。中国不该再去犯重复的错误,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现在国内的混乱认识越来越多。  这几年“国进民退”讲得很多,这常常发生在民营经济有了一段时间较宽松的环境,民间企业有了越来越多较自主的发展后,政府官僚间产生一种反弹,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,觉得很多资源不在自己掌控下,这时国进民退就开始。一直退到民间经济活动几乎苟延残喘的时候,又产生另一种反弹,像钟摆效应一样,摆到极端时,民营部门已非苟延残喘,而是完全被消灭掉,“文革”时就是如此。那时提出的最厉害的经济制度口号是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。什么意思呢?资本主义的身体已被消灭掉,现在只剩一点小尾巴,也不能容忍,要把这段小尾巴也灭掉,于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接近崩溃。  这是过去200年中最极端的现象。如果在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三十年后,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纠偏,那我只能讲,中国人、中华民族白吃了那个时候的苦。那个代价是很惨重的,当时贫困的中国有多少人死了、多少资源被浪费掉。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算这些账。所以,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这一点,绝不能以改革开放前那种方式来纠正今天中国经济中的问题。  中国经济中为政府所控制的部分应是小块而非大块,占大块的民营经济发展尽管缓慢,但是往前进的,而不是走一步退两步。并非要激进和快速,但目标要明确:能够放给民营的就要尽量越来越多地放给民营;在不能够民营化、不能大面积让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里,如何增加透明度,公众监督、审计制度。怎样使那些在相当长时间内由政府垄断的产业中,获得的超额利润回馈到普通公民中去,来资助中国基本的社会福利,否则就造成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。  时代周报:“维稳”突然成了中国社会一个颇为热门的词语,它出现至今还不到10年,但使用频率却越来越高,你怎么看这个现象?  丁学良: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年变得越来越焦躁(restless),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基本问题:如果社会制度总是采取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维稳、总是把一些小问题逼到民间反抗、反弹,甚至逼到人家采取一些极其激烈的手段——如果这种事只发生在一两个地方,那你会去追究“肇事者”——如果这种事持续、频繁、反复发生,那就应从制度上找些原因问题。提了一大堆美丽的口号,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解决不行。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应该是:让中国公民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中越来越主动的参与者,而非越来越是被管理者和被监督者。  现在城市里到处是摄像头,买刀、微博、上网、手机都要实名登记。我并不反对实名制,但实名制的目的是什么?我们说和谐社会等这些口号都很好,但给了公民多少主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的机会和权利?我不是说要百分百的社会自治,而是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中,行政系统、法律系统、治安系统中都是很重要的参与者,但更基本的参与者是公民自己。如果把这块始终当作监督、监控甚至打压的对象,那社会是不可能往前进的,只会造成越来越多问题。一个相对好的制度,应该是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成本来改正错误,为好制度的发展创造环境,是一个良性机制(positivedynamics),而不是为一点点进步造成过多人流血。中国过去有很多进步,问题是代价太大、时间太长。  增强透明度是纠错的前提  时代周报:你曾言“制度性愚蠢”,即制度绑架公共政策、公共政策不允许公开透明讨论。这种状况已经愈加淤积停滞,“政策创新的血管已趋于硬化”。  丁学良: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,从上到下习惯以权力、强力甚至暴力的方式做事。你不能老这么干,一定要使公共政策既有自上而下的渠道,更要有自下而上的渠道和政策投入。不能制定政策时老是不和下面商量,拍了板就让下面去执行。公共政策牵涉了太多的人和利益,因此要公共的协商、讨论,然后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,不能只有决定然后到实施。  政府订立了宪法和法律,自己又去破坏,破坏之后还不允许老百姓出来指正,那接下来就只有用黑社会(mafia)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因为正当、合法的手法都被堵塞了,不让人批评,不能讲道理,那事情就讲不下去了。一个好的政府,一定是越来越是采取讲道理而非讲暴力的办法。  时代周报:那你认为,政府应该怎样才能达到你所讲的“越来越采取讲道理而非讲暴力”?  丁学良:我们不要争论太抽象的东西,要把焦点放在如何增加透明度(transparency)上。因为透明后就会慢慢引入制衡的力量,一些纠正的机制就会有人提出。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态系统,而中国的体制是想把一切变成机械过程,齿轮和螺丝钉都给拧上去,这是不行的。  媒体管理体制如何透明,要透明就要有法,没有《新闻法》怎么行?透明度的增加,是纠正坏的政策和制度、推出好的政策和制度的最基本过程,没有这个过程,其他都谈不上。县级人事和预算要亮在阳光下面,去辩论和报道,没有这个过程何谈依法执政。一切坏事要想纠正,都必须从透明开始,普天下没有例外。  一个小小的微博,如同在一个严密的黑屋子里拿针捅了一个小孔,让阳光进去晃了晃,都造成如此大反弹,如果有制度化的透明那就不一样了。现在说微博上谣言泛滥,那是因为还没有制度化。不能总是让人觉得做坏事没有恐惧,做好事没有依据。人就怕三样东西,怕神,怕法律,怕周围人的咒骂。除了第一个,后面两者都与媒体有关,如果不能暴露出来,后面两个怕都不可能发生。现在很多人做事,是这三不怕,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  时代周报:对“透明”的进程你个人觉得乐观吗?  丁学良:如果乐观的话那就不用讲了,你天天讲的事情就是你不乐观的事,而越是不乐观的事就越要讲。公共事务就是政治,不过有不同层次而已,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关心就是一种政治。美国有句俗话,所有的政治都是从基层开始。你只要关心你所在社区范围的公共事务,那你就是在关心政治,好的社会治理就是靠这些。  做社科研究需“胆”“识”兼备  时代周报:前段时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引发的抗议,你如何看?  丁学良:现在的抗议和普京的做法有很大关系,一会你上去我下来,一会你下来我上去,把俄罗斯人民当作白痴、傻瓜,把俄罗斯的宪法和公共政策变成自己的称谓。  人们上街的原因可大致归为三类:一是因为物质利益,如物价飞涨和住房被拆;二是为公正,饭碗和物质利益并未受到影响,但对不公正的现象看不惯,比如利比亚;三是更高一层,上街是为了参与。俄罗斯上街的这些人,都是中产阶级,受过良好教育,比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过得还要实惠,但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第一不公正,第二我要参与,你不要把我们当傻瓜似的换称呼。把俄罗斯政府最高层的位置当成自己的称呼,这是对俄罗斯公民的侮辱。  像乌坎这样的地方,是为了生存,把土地抢了,哪怕文化程度不高,影响到生存,一样要上街。乌坎本身是个进步,只要是进步就要表扬,因为中国社会里进步是很难得的。很多老百姓有怨气,但不是一开始就想大规模集体行动,在这个阶段就要找出一些办法协商,让人家介入这些管理过程。这个道理我们讲了十几年了,其实都明白,就是有利益在里面。  时代周报:你如何评价高华?中国这样的学者是不是太少了?  丁学良:像高华这样的学者,在国内的比例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。国内的制度不鼓励人们做认真负责的研究。高华的研究也利用了很多香港的资源,以前他每次来我们都会聊天。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,最后出来的作品与研究者本身的水平肯定有关,但还有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,你有没有那个胆量。  做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很重要,勇气更重要,有没有说出真理来的勇气。这和小孩子说“皇帝没穿衣服”的勇气不同,那个小孩是不懂事而说真话,懂事之后说真话更不易,因为懂事了就明白后果是什么。  我们说“胆识”,“胆”是胆量,“识”是见解,你即便有见解但没胆量不行,有了胆量没有见解也没意义,如果两者兼备,那就能对社会有重大贡献,但你也会丧失很多东西。高华那本书,从里面一分钱也没拿过,像这样的学者,有更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在心里,否则很多人都挡不住。  他并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太聪明的人不会做这种事。他身上有些傻气,几十年在一个地方慢慢啃,要是聪明的话早到其他地方搅和了。我最后一次见到高华是2008年在北京,他和太太一起从南京过去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太太,当时他太太说,丁教授,我发现你和高华之间不需要多讲,只要一句话,你们两个人的反应是一样的。我们基本是一代人,经历的东西差不多。虽然我曾经出国在外,但对中国社会体制背景的了解一样,都共同经历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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